我们所看到的其实不是法治大于人治，便是人治大于法治，我们也不否认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西方仍然法治大于人治，而东方则依然人治大于法治。

神既然不敢颁布戒律，便只好以服务来作为典范。让人顶礼，膜拜之余，决心要效仿神的慈悲救人。

中国人仿效神对人不言而教，以实际行动作为普渡众生、救苦救难的精神，用“感应”来影响其他的人。我国文化源自易经，周易是儒、道两家的共同思想渊源。易经披上神秘的外衣，只是“借宗教的力量来弥补道德的不足”，实际上仍以“明象位、重德业”为主，教人先正己而后正人，先修己然后才谈到安人。孔子不主张怪力乱神，却依然断言“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”。可见“在天命所归的范围内努力奋斗”，同时“以道德良心来抉择决策”，使得中国人的人际关系，以顺天应人和敦亲睦邻为重心，产生了“敬畏天命”和“近悦远来”的管理方式。

道家的无为而治，同样重视人人修身，但是人为的制度总是不够完美的，必须加以否定，才能够提升到回归自然之道的境界。

人人守法重纪，是自然的，自发的，也是自动的，这时候不会故意违法或刻意游走于法律边缘，因为自律颇有困难，所以用敬畏天命、以抬头三尺有神明来辅助。

——《中国式管理》